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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塔传奇:大同善化寺普贤阁之唐代建筑推断夷亭路
202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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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陵川县

  善化寺位于大同老城区内,普贤阁位于大雄宝殿的西侧,东向,两层木楼阁,在其对面位置原来还有座文殊阁,民国初年失火烧毁,近年又复建。

  1953年,普贤阁曾落架大修,发现梁头题记“贞元二年一行造”,这则题记并没有注明朝代,题记的意思很明确,贞元二年的时候一位叫“一行”的人建造了普贤阁。

  但是在我国历史上有两个贞元年号,一个是唐德宗李适使用的贞元年号,共使用21年,唐贞元二年是786年;另一个是金代海陵王完颜亮的贞元年号,共使用四年,贞元二年是1154年。两个贞元二年相差三百多年。

  题记发现后,过去一直认为普贤阁的建造年代是金贞元二年,各种资料都称普贤阁为金代建筑,主要原因是普贤阁与善化寺内辽代的大雄宝殿有许多相似之处。

  那么我们从普贤阁的建筑结构特征分析一下,有没有是建于唐贞元二年的可能呢?

  首先说善化寺的历史,善化寺始建年代来自于寺内的一块金大定十六年(1176年)《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碑,这块碑现存三圣殿内,碑文中记录:“按寺建于唐明皇时,与道观皆赐开元之号”。

  根据碑文所记,善化寺建于唐明皇也就是唐玄宗李隆基时期,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颁布诏令,各州郡建一大寺,统称开元寺,各地的开元寺承担国家祭祀的任务,由此可知唐玄宗继位的先天元年(712年)至赐名的开元二十六年(738年)之间是善化寺的创建时间。

  辽末的辽金战争中善化寺遭到很大破坏:“前日栋宇所仅存者,十不三四”,还是有一部分殿宇留存了下来。

  金代开始通玄文慧大师开始修缮善化寺:“经始于天会之戊申,落成于皇统之癸亥”,修缮工程从金天会六年(1128年)一直持续到金皇统三年(1143年),用时十五年。

  修缮后的善化寺“凡为大殿暨东西朵殿、罗汉洞、文殊普贤阁,及前殿、大门左右斜廊,合八十余楹”,夷亭路布局与今天一致,名称中出现了文殊普贤阁。

  碑文中还提到一件事:“今楼有铜钟,其上款识,乃是清泰三年岁在丙申所铸造也”。清泰是后唐末帝李从珂的年号,清泰三年为936年。

  碑文的作者朱弁是理学家朱熹的叔祖,朱弁本是南宋使臣,出使金国被扣留,在大同居住了17年,其中14年居于善化寺内,后来宋金义和,朱弁返回南宋。

  根据这段善化寺的历史可知寺建于唐玄宗时期,延续至辽,辽末经过辽金战争之后只有少量建筑留存,金代大规模重建,现在的会善寺中轴线上还有三座建筑,最后面的大雄宝殿是辽代风格,应为在辽金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少数殿宇之一,大雄宝殿前的三圣殿暨本文中提到的“前殿”和更前面的山门是金代风格,应为金代重建后所留,同时可知自金代重建后善化寺布局完整保存到今天。

  普贤阁是一座面阔三间、进深四椽的楼阁,第一层檐下、平座下和第二层檐下都有枓栱。

  普贤阁第一层檐下柱头铺作为双抄,出两跳华栱,由于内部安装了平棊,无法看到枓栱里转的结构,所幸三十年代梁思成先生来大同调查,发表的《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中对普贤阁第一层檐下的枓栱结构有描述:“正脊两面之柱头铺作出华栱一跳,以承四椽栿,栿高两材一栔,故伸出柱头中线以外部分,斫作第二跳华栱及榇方头”,可知第一层柱头铺作的第一跳里外转都是华栱,第二跳华栱为内部的梁头伸出。

  这七座建筑中有五座采用与普贤阁相同的:第一跳里外转华栱,梁头伸出为第二跳华栱,分别是五台南禅寺大殿、芮城广仁王庙正殿、长子布村玉皇庙前殿、正定开元寺钟楼以及五台佛光寺东大殿柱头铺作的下面两跳。

  普贤阁第一层柱头铺作为双抄,第二跳的跳头上不用令栱,而是以短替木托橑风槫,现存唐代建筑中采用相同跳头结构的有两座,分别是山西芮城广仁王庙正殿和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

  现存于台北历史博物馆的北魏天安元年(466年)曹天度造像塔檐下所表现的正是这种双抄无令拱的枓栱结构,曹天度造像塔是从朔州崇福寺运往台湾的,但根据铭文题记,其最初的建造地点是在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

  普贤阁第二层柱头铺作也是双抄,跳头通过令栱以托橑风槫,唐代建筑中采用这种结构的有五台南禅寺大殿和五台佛光寺东大殿柱头铺作的下面两跳。

  第一层柱头铺作和补间铺作的第一跳跳头上托一只翼形栱,类似的例子可见五台佛光寺东大殿的补间铺作。

  普贤阁部分栌枓的枓敧并未完全卷杀掉,而是部分枓敧带翼,这种做法可见五台佛光寺东大殿。

  普贤阁第一层枓栱的栌枓口内并没有像大多数早期建筑那样横出泥道栱,而是横出柱头方,类似做法唐代也有。建于唐开宝八年(749年)的河北赞皇治平寺石塔上即出现了这种结构。

  现存实物中五代时期的山西平顺天台庵大殿和陕西宝鸡大唐秦王陵砖仿木的墓门也采用了这种结构,

  还原下善化寺唐代时候的布局,中央是大雄宝殿,前方左右两侧各有一栋楼阁,类似布局在敦煌壁画的唐代寺院中有很多,是唐时期较为流行的寺院布局之一。

  通过以上主要结构特征的比较,不难看出普贤阁与唐代建筑有众多相似之处,而与金代建筑差距很大,有理由相信梁头题记的贞元二年为唐贞元二年(786年)。

  普贤阁上下两层檐下都是用了普拍方且过柱出头,现存唐代建筑实物中只有山西泽州青莲寺藏经阁使用了普拍方,但藏经阁的普拍方风化程度与枓栱差异很大,是后代维修是添加上去的。

  敦煌唐代壁画中出现的建筑均没有普拍方出现,那么唐代到底有没有普拍方呢?答案是有的

  更早的西安博物院藏北周天和六年(571年)康业墓石塌上有一座线刻建筑,刻画出了明显的普拍方,而且也和普贤阁一样是过柱出头的。

  普贤阁不仅普拍方过柱出头,阑额也过柱出头,这种做法在现存唐代实物中没有,壁画中未找到,唐代砖石仿木建筑中也没找到。

  普贤阁普拍方、阑额都过柱出方头的做法与辽代善化寺大雄宝殿一样,这种做法可能是辽代的改造所留下的。

  日本奈良海龙王寺的西金堂建于奈良时期,相当于我国的唐中期,阑额过柱出头。

  普贤阁第二层补间用了一朵斜栱,斜栱在现存唐代建筑实物中没有,五代时期的敦煌壁画中出现有疑似的斜栱,辽金时期斜栱较为流行,普贤阁的斜栱是唐代所留还是辽金改造不好说,但现在我们有证据推测唐代有可能已经有斜栱出现。

  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大墓的壁画建筑中,采用了明显的柱头斜栱,可知唐代很可能存在斜栱应用,或许还没有发现,普贤阁的斜栱是否来自唐代,还需等待新发现的佐证。

  普贤阁第二层主梁之上以驼峰托平梁,平梁上叉手、蜀柱承托脊槫,平梁之上的叉手部分结构简易,用材单薄,疑后代更换过

  普贤阁的梁栱结构与大同现存的辽金建筑有很大不同,近在咫尺的善化寺大雄宝殿梁栱结构与普贤阁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大雄宝殿的梁头并未参与到枓栱的第二跳华栱

  大同另一座辽代建筑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的梁栱结构与普贤阁也没有相同之处,薄伽教藏殿的梁头也未参与到枓栱的第二跳华栱

  大同的几座金代建筑善化寺三圣殿、山门和华严寺大雄宝殿也与普贤阁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原因与善化寺大雄宝殿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相似,都是梁头没有参与到第二跳华栱,这里就不再详细解读了。

  通过以上分析对比可知,普贤阁的梁栱结构、枓栱组合、翼型栱、枓敧带翼、栌枓口内置柱头方以及寺院布局等皆与唐构吻合,普拍方的应用在唐代也是有可能的。

  阑额过柱出头、补间用斜栱等特征在现存其他唐代建筑中还找不到同类例子,可能是后代改造所致,但我们已能推导出这两种结构在唐代是有可能出现的,因此阑额过柱出头、补间斜栱等也可能是我们还未能认识到的唐代结构。

  平梁以上的叉手部分有后代改造迹象,现存唐代建筑实物全部经过后代大修改造,一千多年的时间对木结构建筑来说,只有通过不断的大修才能延续下来,而每次大修都有可能带上当代作法。

  题记写在大梁头上,说明主梁未更换过,建筑的尺度也就没有变化,改造只在细节处。

  因此,普贤阁的主要结构完全符合唐代特征,后代可能存在少量改造,如阑额过柱出头、补间斜栱等,无论这些改造是辽金增加的还是我们未能认识的唐代特征,都不影响普贤阁的主体结构,而且普贤阁的梁栱结构等主要特征在大同其他辽代和金代建筑中再未出现,可排除辽金的可能性。

  结论就是普贤阁发现的贞元二年题记应为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这个时间仅比我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五台南禅寺大殿晚了几年,且普贤阁保存下来了大多数唐代结构特征,后代虽有局部改造,不影响整体断代,普贤阁是唐代建筑。

  还有个值得关注的事情,记得朱弁碑上提到的五代铜钟吗?原文是这样的:“今楼有铜钟,其上款识,乃是清泰三年(936年)岁在丙申所铸造也”,铜钟在楼上,显然应该是一座钟楼。

  同一块碑上,描述金代修缮好的会善寺时是这样说的“凡为大殿暨东西朵殿、罗汉洞、文殊普贤阁,及前殿、大门左右斜廊,合八十余楹”,钟楼不见了。

  钟楼去了哪里呢?个人认为最大的可能是金代修缮中改变了部分建筑的用途,把原来的钟楼和经藏改为了文殊阁和普贤阁。

  我们现在去到一些寺院里,经常看到钟楼对鼓楼的布局,那多是明代以后留下来的,唐朝时寺院的常见布局之一是钟楼对经藏,在敦煌壁画中多有表现。

  莫高窟中唐154窟中就有钟楼对经藏的布局,画面右侧为钟楼,内悬铜钟,左侧为经藏,里面堆满经卷

  金代维修中可能把东侧的钟楼改变成了文殊阁,所以朱弁即见过钟楼上的铜钟,有见过改造后的文殊阁,同时西边的经藏改变为普贤阁。

  ◆后唐清泰三年(936年)有信士捐献铜钟悬挂于钟楼,可能因为原有的钟太小吧

  ◆辽代重建了大雄宝殿,可能还有前面的诸多殿宇,经藏在此时可能有局部修缮改造,比如普拍方阑额过柱出头,增加补间斜栱等,但主体结构没有改变。

  ◆辽末的辽金战争中善化寺遭到很大破坏,大部分殿宇损失,但大雄宝殿和经藏、钟楼得以保留下来,从叉手更换看,经藏顶部也已残损严重。

  ◆金代通玄文慧大师重修善化寺,修理了大雄宝殿和经藏,新建了三圣殿和山门,并可能将钟楼改为文殊阁,将经藏改为普贤阁,善化寺的布局一直保持到今天。

  梁思成先生在发表于1933年的《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中曾推断普贤阁为辽代建筑,为什么是辽代呢?

  1933年时佛光寺东大殿尚未发现,发现东大殿是1937年的事了,发现南禅寺等更是五十年代以后的事,那时所掌握的只有疑似唐代建筑正定开元寺钟楼,然而无创建题记,无其他实物佐证,无法形成证据链。

  普贤阁的普拍方阑额过柱出头等加工手法与辽代善化寺大雄宝殿相同,梁头出第二跳华栱的结构特征在梁先生考察过的辽代蓟县独乐寺观音阁有应用,在辽代应县木塔也有应用,这可能是推断辽代的主要原因。

  现存辽代建筑中有多座承袭了部分唐代做法,在实物信息日渐丰富的今天,如果没有贞元二年的题记,依照结构断代,普贤阁可断唐也可断辽,但绝不可能断金。

  当年梁思成先生在几乎没有任何唐代建筑信息的情况下推断普贤阁为辽代而不是和善化寺内大多数建筑一样的金代,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2015年1月19日登上普贤阁二层,按照梁思成先生的老照片找到原位置,狭小的二楼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么小的空间里可以和营造学社的前辈们对话,忽然感到极强的压迫感,没有想到三年后会推断普贤阁为唐代建筑。